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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負怎么減 基層列“清單”

基層減負年 我們在行動


本欄漫畫均為 辛剛作

  今年3月,中辦印發《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》,提出將2019年作為“基層減負年”。省委認真貫徹中央精神,縝密調研,結合省情,于4月2日印發了《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十條措施》(以下簡稱《十條措施》)。5月17日,省委召開常委會會議,要求從講政治高度執行好我省《十條措施》。5月27日,省委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發出通知,要求各地、各部門對照《十條措施》查擺問題、列出“清單”,集中發力、逐一銷號,并建立長效機制。
  為基層減負怎么減?廣大基層干部最有發言權。
  6月初,本報記者分赴全省各地及相關部門,傾聽基層干部的心聲,了解長期困擾基層的問題“清單”。
  會議:少說虛話 多干實事

  “《十條措施》說出了基層干部的心里話。‘不是在開會,就是在開會的路上’,這是我們以前日常工作的生動寫照。”黃龍縣某部門干部楊某說,有時一天得參加幾個會,加上開會路上耗費的時間,一天就在會議中過去了。想靜下心來干點實實在在的事,感到時間根本不夠用。

  楊某建議,領導干部要轉變工作觀念,精簡會議,改變會風,大會少開,小會合并開,長會短開,能在政府網站發文的就不要召開會議。“情況正在發生變化,最近的會議明顯少了,中央及省市一些重要會議也多采用電視電話會的形式召開。”他說。
  韓城市處級干部李建(化名)說,他最苦惱的事就是每天有開不完的會,有講不完的話。4月的頭一天,他總共開了5個會,其中與他工作有關系的只有3個。會議耗時長不說,關鍵是每個會他都得講話,而且講的都是一些可有可無的套話和虛話。尤其是最后一個關于社區文化建設的會議,由于分管領導不在,他被臨時拉來“站臺”,非讓他做最后的總結講話。他說,這樣的工作會議,主管部門已經安排得非常到位、非常扎實了,按說沒必要再重復會議的意義和重要性,可辦會者非讓他講,好像他不講,這個會就開得不成功一樣。李建感嘆,這樣的講話往往沒有實質意義,完全屬于形式主義,屬于繁文縟節。講的人不知所云,聽的人也不知所云,白白浪費了精力、浪費了時間。
  李建說:“減負不僅要自上而下,更要自下而上;不僅要靠中央和省上的部署,更要靠基層的自省和自覺。”他希望,今后應按照省上要求,進一步把干部從會議和講話中解放出來,激勵干部少說話、多干事,讓領導同志盡量少開會、少講話,把省出來的精力用在辦實事上。
  銅川市某駐村第一書記說:“會議層層重復開,文件個個向下轉,檢查評比走馬燈,導致干部疲于應付,只滿足上級指示原本傳達,根本沒時間抓落實。一些文件的制定往往是機械照搬照抄照轉,出臺制度規定‘依葫蘆畫瓢’。”
  “會多自然導致走訪入戶少,解決居民關切的問題少。社區工作人員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,如果不能把充足時間真正花在為居民服務上,那我們的價值將大打折扣。”咸陽市一位社區干部王某說,“希望以后少開會、開短會,一些會議可以用視頻會議的方式召開,這樣我們會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社區為居民服務。”
  省某廳一位處級干部坦言,過去廳里也經常喊為基層松綁減負,但該減的沒有減下來,反而該保留執行的事項沒有很好地執行,上級和下級都很有意見。
  文件:建立數據平臺 避免重復發文

  同一份在外務工人員名單,多級、多部門催要;上級要求的衛生狀況調查,當天安排當晚就要結果;一天時間,9個干部要完成10多項工作……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兩年來,渭南市的小王和村干部們常常被重復的工作困擾。

  類似的問題也困擾著很多基層干部。清明前夕,渭南市某街道辦副主任小李收到來自4個部門的4份文件,內容均為“注意防火,保障安全生產”。他粗略算了一下,一年到頭,街道辦最少能收到上級下發的文件1200余份,其中不乏涉及同一事件、由不同部門重復下發的文件。

  結合自己在原單位的工作經驗,小王建議:推廣智慧辦公,建立公共數據平臺,以“大數據云”的形式共享互通信息。相關部門、單位可以隨時從公共數據平臺提取、下載信息,減少重復勞動;上級下發的文件和要求,下級也可隨時下載學習、落實。

  安康市某鎮干部陳某表示,原來到貧困戶家中幫扶,必須要拍“四書五照”,幫扶干部和貧困戶要在大門口、臥室、廚房等地方拍合影,還要有入戶過程中的紀實照片。這種“留痕”的過程不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,還讓貧困戶非常反感。陳某包聯的9戶人家居住非常分散,最快速度也要2天才能跑完一遍。但是因為要拍照,必須和另外一個干部一起,4天才能跑完兩個人的包聯戶,這給每個干部增加了一倍的工作量。陳某建議,建立大數據平臺和信息共享機制,利用信息化手段減少基層干部的工作量。

  “一些報表的數據,比如經濟指標數據,發改部門、辦公室和多個部門都需要,我要分別匯報。對于我們基層工作者來說,上報相似內容的材料,以不同的口徑統計上報,要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。”西咸新區一位基層干部張飛(化名)說。他建議,管理部門要打通信息壁壘,實現資源共享。

  省某廳一位干部表示,超篇幅、超范圍發文,文種、文號、簡報該精簡的不精簡,已精簡的違規啟用。沒有時間調研,寫文件、制文件往往機械照搬照抄,內容并不是來自一線的調查研究。
  檢查:減負要落實 別再換馬甲

  上級督促檢查是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。寶雞市某鎮干部說,這幾年上級檢查越來越頻繁,提出的標準越來越高。每次檢查前,村鎮干部要踩點,要準備大量資料,要準備宣傳展板……讓人精神高度緊張。
  中央和省上專門印發文件,著力為督查檢查考核“瘦身減負”,有的地方卻改換馬甲,以“督導組”“調研組”的名義行督查檢查考核之實。不僅如此,檢查組提的要求時間緊任務重,比如某項工作2月才布置,3月就要達標的結果,否則問責。達標的結果怎么體現?寫匯報材料,寫總結報告。有時候因為領導無暇顧及,這個工作就算過去了。
  西安市灞橋區某街道辦工作人員無奈地說,以前上面要求所有工作都要事事留痕,事不過夜,經常上午發通知,下午要報材料,工作還沒做,總結先報一大堆。誰報的材料不及時就意味著對工作不重視。針對基層的各類專項督查檢查更是名目繁多,每項工作執行的都是日報、周報、月報制度,要求天天報材料報數據報總結,一個個不實數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“應運而生”的。為了迎接各類活動,往往要趕制各類旗子、橫幅和廣告牌,很多時候這些東西沒來得及取回來,活動就結束了,最后只好把這些東西堆放在庫房。
  漢中市基層干部楊某發現,一些檢查過于依靠材料,無形中加重了基層干部的工作負擔。他認為,完全可以從源頭出發,制定科學嚴謹的考核標準,依托最終的結果來判定工作是否得力。對工作完不成的或質量不達標的進行問責,不需要過于依靠材料。
  “你知道怎么在表格的空白格子里畫線嗎?得拿尺子比著從左下角畫到右上角才算標準。”說到基層工作的形式主義,在西咸新區某村擔任第一書記的張亮(化名)向記者比畫著。張亮在某貧困村主要抓扶貧工作,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迎接各類檢查。
  商洛市某縣處級干部張某則十分無奈地表示:“檢查考核名目繁多、頻率過高、多頭重復,既占用干部大量時間、耗費精力,又助長了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。”張某建議應按照目標任務或時間節點,做例行檢查和驗收,減輕基層負擔;對工作過程中所留下的痕跡,只作為檢查驗收的輔助材料即可。
  省某廳一位部門負責人表示,督查考核是指揮棒,過去省上相關部門重視過程、忽視結果,很容易讓基層學會“見招拆招”,以形式主義應付形式主義,造成惡性循環。
  激勵:減負同時 還要增智 

  作為漢中市一位開發區干部,吳某認為,“三項機制”是個好政策,但在基層工作中往往缺少操作性強的實施辦法,使得好政策實施效果打了折扣。“我們招商引進來的項目,政府要求按規定時間保證項目落地,但事實上一塊土地的手續全部辦齊就得3年至5年。所以,我們常常會面臨不少項目被政府招商引進,卻無法及時落地的尷尬。”吳某說,他們去年招進來50多個項目,最終落地的僅有10多個。他建議,進一步細化“三項機制”的措施,增強政策的可操作性,提高干部工作積極性。
  榆林市鄉鎮干部賈某說:“很多上級部門為了推責,一級一級把責任下移,層層簽訂責任書,最終所有的東西都落到了基層鄉鎮頭上。鄉鎮權力不大,責任卻很多,權責不對等,導致基層留不住人,干部叫苦連天。我希望該是部門的責任就應該由主管部門承擔起來。”
  在西安擔任多年村干部的劉某稱,基層農村干部時常會感到“能力恐慌”,對政策吃不透,不知道哪些能干,哪些不能干。劉某表示,給基層“減負”的同時,還應通過遠程教育、多媒體等方式,加強對基層干部的培訓力度,給他們“增智”。基層干部的視野開闊了,才能更有底氣和自信帶領群眾致富,才能更好地建設美麗鄉村。
  咸陽市一位縣處級干部李某說,自“三項機制”出臺執行以來,市上聚焦干部在追趕超越和脫貧攻堅等重點任務中的表現,加大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調整力度,實現干部能上能下良性循環。他建議:進一步建立科學、合理的考核評價機制,做到年度考核與任期考核相結合、專項考核與全面考核相結合、效率考核與效果考核相結合,改變有些地方考核指標和內容過于繁多細致、考核周期過短、考核方式走過場等現象。這樣既能發揮考核的激勵監督作用,又能讓考核不成為負擔,由考核“痕跡”變為考察“足跡”“實績”,將考核作為反思、改進、提升工作的手段。
  省某廳一位處級干部建議,在基層執行“三項機制”過程中,應通過典型事例強化落實,增加不同類型事例的積累,總結出一些規律性做法,以案例說話、以數據說話,讓更多的干部知道哪些行為值得褒獎鼓勵、哪些錯誤能寬容、哪些人能委以重任。
  調研:少打招呼 不看“演練

  張星云(化名)是韓城市一個村的村委會主任,帶領群眾發展特色產業出了名,吸引了一撥又一撥的“調研團”前來考察調研。剛開始,張星云面對前來調研的干部還能笑臉相迎,可漸漸地就厭煩起來,覺得沒完沒了的接待簡直不堪重負。
  截至4月8日,短短半個月,張星云已經接待了8撥調研人員。這些人來,不但要給他提前打招呼,而且要求他提前給群眾打招呼,讓群眾做好準備配合他們調研。為了應付這些調研檢查,村上的干部放下手頭的活,不停地寫材料、不停地填表格,弄得干部們焦頭爛額。尤其是到了每周四的扶貧日這天,包聯單位的干部和領導,幾乎傾巢而出,來到村里搞扶貧。這么多人一下子擁來,不要說群眾家里,就是村委會的辦公室都“盛不下”。
  張星云希望上級領導控制調研次數,不要讓調研影響到基層的正常工作。少“打招呼”,多看一些沒有提前“演練”的地方,多一些不做提前安排的隨機性調研,這樣才能準確、全面、深入地了解基層情況。
  作為一名社區干部,漢中市的邢某表示,脫貧攻堅剩下的都是難中之難、堅中之堅,但這項政治任務,必須保質保量地完成好。可在實際工作中,邢某總覺得時間不夠用,不僅僅是因為任務重,還因為平日里要應付各種各樣的調研和檢查,國家級、省級、市級、縣級,特別是到年底,多得讓人應接不暇。“上面千條線,下面一根針,大到政策宣講,小到老百姓家的矛盾調解,都是我們社區干部的事。”邢某說,他希望提高調研、檢查的針對性,讓基層干部從疲于應付中解放出來,騰出更多精力走進基層推動工作。

  省某廳辦公室一位干部表示,過去的確存在調查研究搞形式、走過場,打造“經典調研線路”,搞走秀式調研等情況。由于注重調研形式,調研的內容如企業生產經營的情況、存在的困難、對策建議等往往被忽略掉了。
  工作群:別讓微信成“秀場” 投票點贊要實

  手機是信息時代不可或缺的工具,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,提高了交流的效率。但對一些社區干部來講,手機反而增加了工作負擔。寶雞市一位社區干部說:“我的手機里有十幾個工作群,一次活動一個群,一份文件一個群,一個圈子一個群,一個分管口一個群,甚至還有‘僵尸’群。每個群里都有自己的主管領導和上級,所以即便是‘僵尸’群,領導不退群,別人都不敢退。”

  微信群里信息鋪天蓋地,上傳下達毫無方向。同樣一個文件,這個群有,那個群也有,有時候重要的通知反而在群里找不到,被淹沒在信息的大海里。

  “各種工作群,只要領導一發言,底下就點贊一片;領導發個帖子,下一秒就有人點贊。他有時間看這個帖子的內容嗎?或者他根本就沒看,只是習慣性地點贊,做一個‘手滑黨’。”這位社區干部說,“在各種工作群里‘拍照留痕’,曬工作現場和內容,雖然單位沒有明文要求這么做,但已經成了職場的‘潛規則’。比如一人曬出他在寫材料,旁邊放一盒感冒藥,領導看到了就給點贊,其他人也紛紛效仿。這就像劇場里第一排的觀眾站起來看戲,后排的也都站起來看戲一樣,‘劇場效應’就是這樣形成的。”

  “工作群里更要反對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。”楊凌示范區某部門張某說,“在我們部門,一開始建立微信群是為了方便工作,促進大家溝通與交流。但目前看來,同一個事情在多個群里重復通知,不僅浪費了資源,更給大家的日常工作帶來了不便。有時候,甚至要一直盯著手機,隨時回復‘收到’,這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形式主義。”

  韓城市社區干部小王說,他的手機里有一個“某地好人”的投票。他的私信對話框、工作群、朋友圈里到處都是這個活動的拉票信息,甚至還有人把投票鏈接發到群里,再發一個小紅包。“你說這是領還是不領,領了你得給人家投票吧,這不就是買票了嗎?”小王很糾結。

  作為一名社區負責人,小王平時的工作量大,根本沒有時間把30多個好人好事介紹一一看過來。雖然票選的初衷是為了傳播好人好事,學習好人精神,但小王周圍的人也都是按人情投票,并沒有太重視人物事跡。

  微信投票有它的優點,省事、輻射范圍廣、相對受外界影響較小。但微信投票的過度介入,會引起拉票成風,干擾干部群眾的正常生活,也有失公正。小王說:“我還是希望今后的評選中,能夠真正以事跡和成績說話,加強對好人精神的宣傳,讓評選達到真正的目的。”

  一位省某廳局級干部說,形式主義、官僚主義問題,核心是領導干部政績觀問題和工作作風問題。這個問題不花大氣力從根本上解決,為基層減負就是一句空話。

  據記者了解,針對這些問題,省委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辦公室要求省級部門“對病號脈”“開出藥方”,緊密結合部門實際,盡快拿出管用有效的舉措大力加以解決。  
   (陜報記者 王雄 盧萌 喬佳妮 張丹 王帥 楊光 康傳義 王睿 程剛 張權偉 霍海澎 武丹 楊小玲 艾永華 郭詩夢 雷魏添 見習記者 申東昕 陸晟 田錫超 趙楊博)

責任編輯:楊春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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